導演金基德（1960年12月20日——2020年12月11日）

韓國導演金基德沒有電影和藝術方面的教育背景，輟學后在工廠工作，并在軍隊中服役，但在過去5年中，他成為國際電影節上最著名的導演之一。1996年，他完成了第一部電影《鱷魚》（Crocodile，1996），講述了一個在首爾漢江收集自殺者尸體的神秘人的故事。金基德對韓國社會的新奇激進的看法疏遠了許多觀眾，但也產生了一小撮堅定的熱情粉絲。對邊緣人和邊緣空間的關注以及明顯的反主流美學也是他后來電影的特點。雖然這些影片在韓國的票房都很失敗，但它們在歐洲為他贏得了一批追隨者，在歐洲的電影節上也經常放映他的影片。

《迷情客棧》（Birdcage Inn，1998）是第一部引起國際關注的影片，隨后是2000年備受爭議的《漂流欲室》（The Isle）。在圣丹斯電影節和威尼斯電影節上，金基德對男女之間“普遍戰爭”的暴力探索震驚了觀眾。同時，該片也因其獨特的美學、超現實的想象和純粹的詩意之美而受到好評。接下來是導演的代表作《真相》（Real Fiction，2000），這部電影用10臺攝影機和2臺數碼攝像機同時在200分鐘之內拍攝完成的，它講述了一個男人真實或想象中的殺人狂魔。《收件人不詳》（Address Unknown，2001）是金基德迄今為止最具政治性的電影，該片追溯了上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留下的傷疤及其在美軍基地的當代反響。這是導演在韓國迄今為止最成功的作品。《壞小子》（Bad Guy，2001）再次由曹在顯主演，他曾在金基德的五部電影中扮演過角色，同時也是一位電視名人。在今年（2002年）的柏林國際電影節上，《壞小子》入圍了主競賽單元。這次的訪談筆者與金基德談了他的新片、好萊塢以及他的成功。

Volker Hummel（以下簡稱“VH”）: 金先生，你曾經說過，你所有電影的出發點都是因為仇恨。是什么樣的憤怒驅使你制作新片《壞小子》的？

金基德（Kim Ki-Duk，以下簡稱“KKD”）: 我是在更大的范圍內使用“仇恨”這個詞的，我覺得你真的不應該斷章取義。我說的那種仇恨并不是一種具體的，針對某一件事或某一個人的仇恨。而是我在生活中，看到一些我不理解的事情時的那種感覺。這就是我為什么要拍電影的原因：我看到了一些我不理解的東西，然后我為了理解它而拍電影。所以也許與其說是仇恨，不如說是我的誤解。

VH: 你想通過《壞小子》了解這個世界什么呢？

KKD: 我想問的問題是，為什么雖然每個人出生時都是一樣的，擁有平等的權利和平等的素質，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會被劃分和歸類。為什么我們要根據自己的長相和外貌來判斷？為什么我們分美麗還是丑陋，富裕還是貧窮？按照這些在我們出生長大后強加給我們的標準，我們被劃分為不同的等級和社會階層，彼此之間互不交融。我想問一下，不同階層真的不可能相處嗎？他們的世界真的不可能融合嗎？

VH: 你找到問題的答案了嗎？

KKD: 我的答案是，人與人之間必須互相尊重，不分階級、不分外貌、不分金錢。這將是我的答案，但我拍電影的目的是讓觀眾面對這個問題。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找到自己的答案。

VH: 就像你電影中經常出現的那樣，《壞小子》的主角–皮條客亨吉（曹在顯飾）是一個沉默的人物，無法溝通和表達自己。他唯一的語言似乎就是暴力。這種沉默的原因是什么？

KKD: 在我的電影中，之所以有一些人不說話，是因為有一些東西深深地傷害了他們。他們因為沒有一些兌現的承諾而失去了對他人的信任。他們被告知“我愛你”這樣的話，而說這話的人并不是真心的。因為這些失望帶來的傷害，他們喪失了信心和信任，完全緘口不語。他們轉向的暴力，我更愿意稱之為一種肢體語言。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種身體的表達，而不僅僅是消極的暴力。我的人物身上的遍體鱗傷，都是年輕人經歷生活落下的痕跡，是那個時代他們無法對外界的傷害做出真正的反應。他們無法保護自己不受身體上的虐待，比如來自父母的虐待；或者語言上的虐待，或者當他們看到父母打架的時候；或者當你走在街上莫名挨打的時候。當這些事情發生時，你是無助的，你什么也做不了。這些經歷對于那些人來說，一直都是傷疤。

我個人也有這樣的經歷。比如以前有一些比我小但身體強壯的孩子打我。我無法保護自己。還有在海軍陸戰隊里，因為有些士兵的軍銜比較高，他們莫名其妙地打我。在經歷過這些事情過程中，我問自己，為什么會這樣？這些問題一直伴隨著我，直到我成為一名導演，現在我把我對這些事情的想法和感受表達出來。

VH: 你覺得你的電影是一種自傳嗎？

KKD: 對于《壞小子》，我首先要說的是，我真的不喜歡亨吉這樣的人，但是有一件事，我遇到了一個在紅燈區工作的人。他無緣無故的打了我，當時我很討厭那個人。在那種情況下，我完全不理解他，但我想試著去理解他。通過這部電影，我試圖探究這個角色的心理，找出是什么讓他做這些事情。

VH: 有傳言說好萊塢想重拍《壞小子》，由你來當導演，這又是怎么回事？

KKD: 我想用美國演員，比如布拉德·皮特（Brad Pitt），來拍一部好萊塢版的《壞小子》。但這只是我個人的愿望，目前還沒有好萊塢的人和我聯系。

VH：你不覺得你的非常個人化的暴力美學會和好萊塢的拍片制度發生碰撞嗎？

KKD：從表面上看，好像好萊塢的電影有嚴格的規則，但我覺得實際上不是這樣的。他們的確是在表達他們想表達的東西，但不是以一種直接的方式。所以看起來他們好像是在自己的界限之內，但其實不然。這就是為什么我想在那里工作，用他們的方法來顛覆它。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話，我也想用法國的方式，做一個法國版的《壞小子》。但我不知道你從哪里聽說過這個翻拍好萊塢的想法。其實這只是我和銷售團隊的人開玩笑的事情。

VH：我是在2001年釜山電影節的一篇文章中看到的。

KKD：我想信息是從我的發行商那里得到的。海外發行部問我如果有人邀約我是否可以考慮做？我就回答了可以。

VH：我現在能想到的唯一一部與《壞小子》（Bad Guy）類似主題的好萊塢電影是《搏擊俱樂部》（David Fincher，1999年），即用身體表達自己的男人。你覺得有什么相似之處嗎？

KKD：很遺憾，我沒有看過《搏擊俱樂部》。從我所了解的信息來看，我認為它更接近我的電影《真相》，這部電影的拍攝時間只有3小時20分鐘，講的是一個人去殺了所有他討厭的人–但最后證明他的殺人狂魔只是一場夢，也有點像《美國精神病患者》（American Psycho，Mary Harron，2000）。

VH：在網站www.kimkiduk.com，你把你的電影描述為“半抽象”電影。這是什么意思？

KKD：我的半抽象電影制作概念是關于做更多的事情，而不僅僅是呈現現實。在我們看到的世界中，我嘗試加入我們的思想和感受。

VH：在轉向電影之前，你曾是一名畫家。特別是《漂流欲室》（2000）似乎更關注超現實的想象，而不是敘事。在《壞小子》中，埃貢·席勒（Egon Schiele）的畫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KKD：我在法國蒙彼利埃的海灘上當了兩年畫家。我沒有舉辦任何正式的展覽或任何東西；我只是自己畫畫，在街上展出我的作品。

我還在德國慕尼黑舉辦了一些街頭展覽，在那里我了解了埃貢·席勒的作品。我之所以在《壞小子》中選擇了他的畫作[即他們在書中的復制品]，是因為這些畫作乍一看很粗俗，似乎涉及到淫穢的主題。但如果你真的仔細看它們，它們是非常誠實的。它們展現的是被欲望包圍的人的形象。原本我更喜歡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但隨著我對席勒作品看得越來越多，我對他動心了。

VH：席勒經常畫妓女和“墮落的女人”，類似于《漂流欲室》、《收件人不詳》（2001）和《壞小子》中的女性形象。是什么讓你對那些在某種程度上被迫出賣身體的女性有如此高的興趣？

KKD：我認為女性的地位比男性更高。她們有一些男人永遠需要的東西，甚至會為此付出代價。大多數人可能會不同意我的觀點，但我認為，男女之間的關系本身就是一種賣淫，即使沒有錢轉手。當男女之間發生麻煩的時候，就會產生讓世界運轉的能量。這是一種普遍性的沖突，但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化的差異。

就歐洲而言，我認為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沒有穩定過了，男女之間幾乎沒有什么麻煩。所以如果你看歐洲的電影，它們反映了這種現狀，它們比較低調。亞洲的電影就比較動蕩，比較暴力，因為男性和女性之間的矛盾還是很強烈的。

VH：關于《壞小子》的女權主義憤怒是否和你之前的電影一樣多？

KKD：是的，當然。90%的女影評人都對這部電影給出了負面評價。但如果你看看影片的觀眾，80%的人來看的是女性。如果你看看所有的專家和影評人，他們大多都是以負面的方式看待這部電影，但普通觀眾卻很容易接受它。他們理解它。如果你把我的電影看成是金基德制造了它所描述的女人的不幸，那是非常危險的。但如果你把它看成是對社會上已經存在的問題的描寫，那么你就不可能真的討厭《壞小子》。

VH：在韓國，《壞小子》是你迄今為止最成功的電影。你認為經濟上的成功是藝術上的失敗嗎？

KKD：這部電影的成功是因為主演曹在顯。他突然成名是因為他演了一部電視劇，這部電視劇在韓國非常受歡迎。所以這并不全是我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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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來源/導演幫（ID：daoyanbang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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