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北京國際電影節舉辦的第十年，這一年對于整個行業來說也是難忘的一年。在這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北影節首次開設電影大師班，采用“線上+線下”方式，連線邀請全球知名影人傳授分享積累多年的經驗和感悟。此次主題為“東方表達與數字技術”的電影大師班主講人是著名導演李安先生。李安是一位將東西方文化與傳統之間的沖突、碰撞融匯貫通、表現地淋漓盡致的導演，同時也是一位在題材與技術上勇于創新的探索者。在他的電影作品中，既有對家庭與社會內部深層次的藝術化表達與思考，又有好萊塢傳統劇情片的脈絡特征；在貫穿始終的敘事構建下，他在電影技術層面不斷探索，尋求著電影新的技術支持、新的表達方式。另外，此次大師班還邀請了兩位從北京國際電影節創投平臺走出的優秀青年導演代表楊子和顧曉剛作為特邀嘉賓，一同參與分享交流。談到技術，李安強調：“表達，不管是用數碼或者是膠片，或是用什么樣的藝術形式，它就是一種媒介，你怎么表達你內心的景觀是什么，你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東西，這個才是重要的。”對于過去十年對技術的探索和創新，李安表示其實受到過很多打擊，但他依舊會繼續堅持下去。向真：首先想問一下李安導演，東方表達，我們會感覺到某種厚重的味道，有深厚的內涵，而數字技術非常的年輕、現代，有一種很跳脫的感覺，很想知道您認為這二者該如何融合在一起。李安：表達，不管是用數碼（數字電影，以下以導演習慣用法為主）或者是膠片，或是用什么樣的藝術形式，它就是一種媒介，你怎么表達你內心的景觀是什么，你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東西，這個才是重要的。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講，我其實對科技這個東西一點都不熟，電話我只會打出去，其它的什么都不會。所以，我和科技一點都沒有關系，我其實是非常老式的電影拍攝者，拍了20年，介入非常深，我整個的心情都是放在膠片上面的，怎么樣表達，怎么去溝通，怎么樣了解這個世界。而且我是戲劇訓練，所以數碼也好，新科技也好，對我來講沒有很大的關系。當時突然想拍《少年派》這個影片，是因為我在哲學思考上面不知道怎么樣突破，我需要另外一個空間，于是就有這么一個想法，我想用多加一個視角的空間，來突破我想表達的這個題材。這是我第一次拍數碼電影，也是第一次接觸到立體的感覺，拍到一半的時候，我發現很糟糕。因為我之前所知道的東西，我依靠的這個媒體，我表達的東西，我可以信任（的東西都沒有了）。等于是我的信仰，突然之間好像瓦解了，好像我不知道該怎么拍電影。這個電影正好又是最困難的，有水、有小孩、有老虎，所有都是我不熟悉的，其實我是和少年派沒有什么差別，和一個老虎在小舟上，在太平洋上漂流，就是那種很恐懼的感覺。當發現我所有看的東西都不對勁，相信的東西都在幻滅中的時候，所以我等于是在大海里面要找一個島，必須要創新，必須要和科技達成一個協調，我必須要用它和觀眾溝通，把破滅的東西組合起來，所以它能夠存在。在此基礎上，我就開始了新的探索，進入了新的空間：3D和數碼。現在發現，人的眼睛在腦袋里面解析這些影像的時候，其實心理活動是不太一樣的。我們的腦筋是在過去，是在西方建立一個電影世界，是在膠片平面的一個表達，這是我們熟悉的所依靠的東西，好像一個信仰一樣，大家共通了語言。但突然之間我們到了一個新的環境，所以我等于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直到現在還是，過去10年我拍了兩部，我后面還有計劃，但是還在一個初步的學習階段。你們問我這個問題，其實我是非常困惑的，我和你們一樣非常困惑，只是我比你們經驗多一點，至少是知道電影這個東西必須要靠媒體才能夠把內心抽象世界將心比心地傳達給觀眾，創作者要依靠這個媒體，不管你是用繪畫、文字、膠片、數碼，還是立體的、平面的，你用雕塑也好，不管直接的還是間接的，你什么樣的表達，媒體是你的依靠，你必須要和它產生一個很熟悉的依存關系，這樣你才能表達。所以，我覺得數碼也好，3D也好，畫面新的解析度也好，本身有一個東西，不是我可以用文字、筆墨去解釋和去形容的。你用筆墨來形容，它其實不是電影，是一個邏輯，是另外一種形式的表達。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將心比心，所以我希望大家和我一樣，能夠通過這個新的媒體去找新的素材、新的表達方式。我看題目還有民族的表達方式，這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當有一個全新的大家心靈溝通的媒體，它其實是一個新的可能性。向真：您這幾年一直在嘗試新的技術，3D、4K、120幀等等，新的技術對您電影語言的設計會有影響嗎？要去適應這個新的技術嗎？李安：要。我就覺得數碼（畫面）比較真切，和（膠片）電影非常不同，比如在影像的模糊（與清晰），還有整個制作上的藝術感，其實非常的不同。數碼有一種真實感，所以它本身需要一個新的美感，這個我要重新發明。因為之前積累的經驗都是過去的東西，所以要重新來做，需要做很多的調整，變成4K、變成3D亦或是變成更亮，本身都是為了打造一個最基礎的東西。我講這個東西不是一個高幀率，而是一個普通的前提，我覺得數碼電影就應該這樣拍，用一個數碼、一個現在的技術模仿過去的東西，還沒有它好，這個東西對我來講是有點荒謬的。所以，我希望有一個新的東西，在數碼電影看的比較真切，我們怎么樣去要求演員表演，怎么有藝術的層次，怎么樣去發掘它的美感，這些都是新的需要開發的東西。和過去的我們所知道的相比，新的探索它有結合，也有沖突的地方，我只能去做，沒有一個規則在創作上，劇本上也需要比較成熟。總結一下，就是新的媒體在數碼電影里，我覺得需要看的比較真切，你給觀眾的信息要比較豐厚一點，因為人在這樣的看法里面，他的大腦需求是比較高的，所以我覺得我們所有的拍攝方式，還有我們準備的材料，都需要比較豐厚一些，它的要求界限比較高一點。向真：剛才您也提到，因為數字技術的一個特點，特別是您的那個電影作品，新的作品當中，清晰度非常的高，這個對演員的要求就會更高一些，因為我們會看到他非常細膩的表情，這個會影響到您對演員表演的要求嗎？李安：當然會。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不怎么會拍電影，就是拍《少年派》的時候，因為我發現3D的影像和2D的演員表演看起來不一樣，兩個對不上，就非常困惑。后來我發現演員的表演首先不能那么夸張，另外不能那么平面地演，因為平面的東西和立體的不太一樣，所以需要比較大（的變化），讓你能夠吸收。它有某一種表現方式，然后它的立體感是用燈光、攝影、化妝各種方式表達出來，你現在這么真切的看，演員內心里面有沒有東西，真不真切，這個就看的很清楚了。演員的表演方式必須要更精致，更含蓄，不要那么夸張，內心的層次要更豐富。如果光有一個故事去表達，并演出來，告訴觀眾他的感覺是什么，這樣還不夠。角色的內心世界和沖突，以及有很多搞不定的內心的東西，你都要能夠一層一層的讓演員表達出來。然后演員還是在演，還有他在無意識的狀態里面透露一種捉摸不定的東西，攝影機也會捕捉下來。所以這對演員的要求非常高，我覺得是一件好事，我常常希望把不好的東西淘汰掉，好的東西能夠發揚。向真：謝謝導演，您覺得新的技術對電影敘事影響的程度會有多大，會不會因為新技術的誕生而發生一種新的表現形式，在您的概念當中電影敘事和技術，或者說電影文本和技術最好的一個結合方式應該是什么樣子的？李安：我希望在電影表達上能夠更自由，因為剛才講了，我個人發現新技術這種影像的要求、影片的層次、觀眾眼睛可以接受的訊息，還有你心里面的活動會有很多，你的要求會比較高，過去那種比較不太能夠應付觀眾的需求。所以，我認為電影過去100年是長片，大約兩個小時的規格，三幕戲，和今天的主題有關，就是西方所奠定的敘事方式，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怎么樣去收尾等一套東西，大家看的習慣了。但這也相當僵化了一個東西，我覺得可以有各種門路，不管是長短，還是表達形式，各種方面可以更自由化一點。向真：剛才最開始的時候，我也提到我們今天的主題是東方表達與數字技術，事實上在您的作品當中，作品本身也會涉及到東西方文化的碰撞，在整個的創作過程中，電影之外您本人也會經歷一些東西方文化的碰撞，在作品當中還包含了家庭內部代際的矛盾和消解，關于這兩個最本質的碰撞，您這幾年又有什么新的思考嗎？李安：老實講，我的電影越拍越困惑，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們的電影不是給人解答，而是我內心的一種解析，對我們日常生活的一種觀察、表達，而不是一種陳述，并不是說人生該怎么樣，而是說把這些東西誠懇的表達出來，我們用電影的形象，還有一個故事，來共同體驗，共同交流，去啟發大家的思路，我覺得這個其實是比較重要的。今天題目中的一些東西我很難講，因為電影反映我的人生，我不是說有一個計劃說我這十年要做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這樣子，我對一個題材感興趣的話，不管是原創的，還是我從另外一個書本得來的靈感，我發揮它的時候，它都是那個時候我最關心的人生議題，還有我對社會觀察的印象，所有內心的東西，還有我觀察的東西，都在那個題材上面，自然就表達出來了。我的生命里面，其實外人的成分，在臺灣我是外城人，到了美國我是外國人，這樣的成長經驗，以及本身我們所處在的一個現代社會，不止我一個人，所有的人都受到了中西文化現在、過去很多的沖擊，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我不覺得有一個西方什么樣、東方什么樣的說法，其實我們人就是一個混雜的東西，我們就是用最適合的題材，最能夠上手的題材，把它表達出來。它其實是一個技術，你上手做的東西，你的技能是非常重要的。你光有一個想法體驗還不夠，你手上玩的東西能玩出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出來，將兩個都合起來，有靈魂、有技藝，這個東西才叫藝術，才能夠打動人心。向真：您現在對東方文化有一個什么樣的理解，和西方的價值觀有哪些東西可以結合在一起？李安：我個人的感覺是在東方，尤其是東亞這一塊，其實是一個幾千年農業社會的文化形式，它本身敬畏天地，還有對于我們團體的一種尊重，就是我們自己怎么樣能夠融入這樣的社會，能夠有序的生存。道可道非常道，人是非常渺小的，一個社會團體是非常壯大的，我們怎樣在里面去體會，怎么去生存，這個是我們比較關心的東西。所以，我覺得有一種敬畏。我們要去講一種意境。東方是非常講意境的，在有意和無意之間有一個似有似無的東西，這是我在東方的體驗。我們的東方繪畫里，人都很小，天地山水非常大，里面的留白非常多，講意境，講結構。我覺得西方可能和他們的游牧民族有關，它的征服性、侵略性比較強，所以個人的決定會改變這個世界，這個東西非常強，尤其是美國的電影，是一個新大陸，當時在建國的時候，有一種把個人意志放的非常前面，我覺得這是西方很好看的地方。在拍電影的時候，有時候我們（東方電影）會吃一點虧，因為（西方電影）故事好看嘛。看了之后，你很認同，那個人有什么作為，認知到自己有什么錯誤，對世界有什么改變，這個東西好看，很精彩，我個人的體驗是這樣的。他們的結構有一定的起承轉合，主流電影里面有這么一個很不成文的規則，我們全世界看的非常習慣。現在去講我們東方要怎么樣融入或者改變它，我覺得一個新技術，觀眾需要新的東西，可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怎么樣把我們習慣擅長的東西、我們的強項，比如像意境、似有似無的結構，還有整體的崇敬天地的感覺，把它發揮出來，現在應該是蠻有機會的。向真：謝謝導演，導演我想問一下，您的作品當中一直在挖掘人性的各個層面，一種是人性的探討，其實在一個故事當中，一個人所表達出來的情感和情緒一定是最強烈、最吸引人的，但是我也很好奇您在創作過程當中，什么樣的人性當中的特質，或者說什么樣的情緒和情感是最吸引您的，您最想去把它表達出來的。李安：我最想表達的可能是這種無可奈何的心情，你想做到最好，然后情況不太允許，這個沖擊來了，那個沖擊來了，還有你心里面兩個沖擊搞不定的時候，你怎么樣去努力，然后還搞不太定的時候，我覺得那個時候是最動人的，就是真情流露。真情是需要這樣才流露的，當它流露的時候就是最動人、我最喜歡的時候。向真：之前您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臥虎藏龍》我們非常熟悉，非常喜愛，您為了改編那部作品費了很多心力，很想知道您最開始為什么會選擇這樣的一部文學作品進行改編，并拍攝成電影。李安：這個說來話長，我大概在拍攝前五年看了這個小說，是朋友推薦我看的，其中玉嬌龍的角色非常吸引我，我就想拍一部這樣的電影，后來從那個題材里面抓了李慕白，很像我，俞秀蓮很像我太太，玉嬌龍很像我心里面想的卻不敢做的那個人，我把這些東西湊合起來。當然從少年時期開始我就很想拍武俠片，在我10幾歲的時候，特別喜歡歌劇電影。這些東西我從小就有幻想，那正好有這個題材，也有兩個非常動人的主角，所以我就想做它，又有舞蹈，又有古代的俠義世界。向真：您對《臥虎藏龍》這部文學作品進行了非常個人化、個性化的改編，能不能分享一下您對于改編的看法？李安：通常是我看這個小說的時候，會想做一個電影，而不是想做小說的翻譯。只是把文字翻譯成電影，我覺得本身不太有意思，而且注定不會很成功。因為你怎么拍，大家都會覺得還是小說好、文字好，超越不過它，純粹就是翻譯。小說刺激到我什么的想像，我會在電影里面做一個什么東西，表達我某一種心情。電影不能像小說那樣有那么長的篇幅，電影只有兩個鐘頭，影像是非常直觀的，大家非常關注，所以我覺得電影不要做太大，要很精準的打造某一種感受，在結尾的時候讓大家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受，不能用筆墨形容，讓電影傳達了這種感受，所以我就去做了。我通常都是從后面往前面鋪敘，想要達到那種效果，我需要鋪敘什么東西，丟棄什么東西，到最后大家看到電影結尾的時候，有一個很特殊的什么樣的情懷，這種東西會激發我。所以，我其實不太注重小說里面它的細節。我大部分改編的小說，大概只看一遍，怕再看下去我會進到那個小說里面，拍不出好電影。我覺得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它什么東西打動到你，然后你就用電影的方式做你想做的東西。在我們業界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則，就是你可以忠于一個小說，拍一個爛電影，或者毀掉一個小說，拍一個好電影。向真：好的，之前您在拍《臥虎藏龍》的時候，也可以說圓了您自己一直以來武俠片的夢想，當中充滿了寫意美。之后我們假設如果您還有機會再去拍武俠片的話，會是跟之前一樣的一種創作方式嗎，還是說會有一個新的武俠世界呈現出來？向真：對，我好像看到您的書里拍如果《臥虎藏龍2》，很想拍李慕白的前傳，如何走到大俠，這個設想會成型嗎？李安：我想了一陣子，大概有十年專門去想，后來沒有那么大興趣了，我會開發新的題材。向真：您想要再去重新表達的武俠的世界依然是寫意式的嗎？李安：寫意可以更抽象一點，因為我覺得故事表達的自由度更大，所以應該可以做更抽象的表達。向真：確實，這是兩種不同的載體，所以它們的表現方式一定是不同的，其實也很想問一下李安導演，因為您這幾年對技術表現出來的執著，以至于我們會想說您后面再拍電影的時候，一定會首先考慮技術嗎？李安：我不會首先考慮技術，還是看我想表達什么東西。我剛才講過，我自從接觸數碼和3D以后，我整個人對世界影像的解析，整個心理過程需要一個調試。我有舊的戲劇的東西，我會用新的影像去看到它，我們拍電影的，就是別人還沒有看到的時候，你就先在心里面看到了，你把它敘述出來，工作人員跟著你把它實現出來。所以我們拍電影的人本身有一個能力和一般人不太一樣，就是我們可以先在視覺上面感染到，會想像到，所以很自然我會繼續再往這個方向走下去。過去很難做，過去也受過很多的打擊，不過我會繼續努力，繼續去研發這種東西，因為現在在我的腦海里的影像，電影已經是這么回事了，我會繼續地推行下去，繼續地開發。向真：我能理解為原有的技術手段不足以表達您想呈現的那個電影的世界，所以才要去探索新的技術，是這樣嗎？李安：可以這樣說，但是也不能完全這樣說，因為丁是丁，卯是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不能拿來比較，蘋果和橘子不能比較，和2D影片是一回事，大家已經做的非常好，我們人類有過最好的一個東西就是電影，膠片電影，這個是本身非常成熟的藝術。我覺得數碼和3D還在起步，還有很多需要做的，它本身還站不穩，還在一個嬰兒階段，所以這個東西拿來比較其實不太一樣，也不能說2D的不夠用，需要升級，不能完全這樣想，就是不一樣的東西。向真：在這個過程當中，您本人遇到的最大的困難、最大的困惑究竟是什么？
李安：電影工業吧，因為它的確是一個固定的形態，要重新非常的困難，阻力非常的大，比如說一個很小的東西為什么不這樣做，它其實背后有很大的原因，你要和整個工業界去斗爭，一個人是扭不過機器的，胳膊是擰不過大腿的，所以有時候吃了很多暗虧，很多血淚往肚子里裝，很難和人家講為什么走不通，為什么會拍攝變成那個樣子，有時候不光是媒體上面，不光是藝術和科技的問題，其實是你和整個工業界、觀影文化的斗爭，這其實非常困難。楊子：我馬上要步入40歲，特別想了解一下，您在剛剛步入40歲的時候，那個時候作為導演，您是如何選擇那個階段的題材的？李安：孔老夫子講四十不惑，我想他講的是做人處世的道理，我覺得你作為一個藝術家，惑其實是很重要的。我比較相信老子講的“道可道，非常道”，講的出來都是成見，不是最美麗最經常的道。做藝術的人、做電影的人，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真實地表現自己，表現你搞不定的東西、困惑你的東西，你去面對它，這樣你才能夠面對，你自己都不能面對的時候，你怎么會讓別人面對，因為觀眾的眼睛很雪亮，他看的出來。顧曉剛：像您在30來歲年紀的時候開始拍攝電影，到了您現在這個年紀再來拍電影，不知道您自己覺得自己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感謝您。李安：一言難盡，我有一個心情我很自豪，我沒有改變，一直在找我純真的東西。最大的改變就是我越拍經驗越多，搞不定的事情越來越少，題材的尋找越來越難。現在很大的不同是我的精力沒有以前那么強壯，我看事情不像以前那么傻傻的，會比較尖銳一點，有時候會有諷刺的東西想出來，這是比較大的改變。我過去年輕的時候眼睛看到的東西就這么去拍，現在年紀大了聰明了很多，我的記憶力、體力在衰退，本質的東西很難去抓了，因為人的本質就這么多。楊子：青年導演應該走出題材的舒適圈嗎，還是應該在一個自己最擅長的題材里打透，一直反復做。李安：老實講真的沒有標準答案，因為每個人的長處都不一樣。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講，我最安全的舒適圈是冒險，如果我不冒險我人會非常的焦躁不安，覺得事情會變得很糟糕，這是個很奇怪的心理，這只是我個人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都是這樣子，不能一概而論。但我覺得應該冒險。我覺得最好的是永遠往前，不然觀眾會嫌棄，這會讓我非常的緊張。相反有種安全感，很奇怪。向真：導演，我之前看過您那本書《十年一覺電影夢》，其實里面也提到了一個詞是技術，我想問一下您對于一個導演，他應該具備的專業知識是怎么來界定的？李安：專業去工作，跟演員怎么講話，你知道導演的來頭是什么，每一個鏡頭有什么功用，這都是專業。你看到高層怎么講話，跟工作人員怎么講話，這些都是很基本的，不需要背出來。還有基本功，比如電影的基本語法是什么樣的，你怎么來分場，那些功夫你要會，起碼要中上，要掌握熟了。如果你個人的經驗不足，你就要找人來當。我想兩三部你放手以后基本上就走得通了，比如我第一次拍英語片，英語就是需要我增加的東西，還有文化里面的要求是什么、各地的習俗、演員形象要有什么東西，有一些基本功，你那兩把刷子要有。向真：謝謝李安導演。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您自己作為一名普通觀眾的時候，去看別的導演的作品，能夠以我們普通觀眾的那個心態和心情去看嗎？李安：沒有辦法，我很難融入到一個故事里面，就像魔術師看人家變魔術就會想怎么弄怎么弄，這是職業病，沒辦法。向真：所以您看別人電影的時候，情不自禁的會去關注它的結構、技術處理，會是這樣的嗎？向真：在您之前早期的一些作品當中，父親的形象是非常經典的，郎雄先生塑造的父親三部曲，到今天對于父親的形象，特別是您自己作品當中的父親形象，您有什么新的解讀嗎？李安：其實一直以來，因為我們過去，尤其是中國文化里面是父系社會（當然現在已經有變化了），至少在我的成長里面還是非常父系社會。所以父親代表的是一種社會的東西，父親也要扮演好他的角色，不光是很霸氣的，對長大的男孩有很深厚的影響，他背后所代表的文化對我們來講也是很重要的，我常常都是用父親來表達社會的一些東西，里面有一些文化的特色、社會心態。所以，我拍了三部父親的作品，我自己該講的都講完了，我后面還在用父親的元素。提問：李安導演好，首先感謝您抽出寶貴的時間與我們對話，我想問的問題是在疫情之下，對好萊塢電影業，乃至世界電影業的影響是什么，謝謝您。李安：這個我和大家一樣困惑，我覺得現在一般的影業要回去非常困難，基本上我們拍片的話，幾個人在一個地方，到處跑來跑去，這變成非常困難的一件事，雖然經過這么多打擊，但是要恢復，局勢非常困難，生意上也非常的困難。另外大家也習慣在家里面看電影，當看習慣以后，再回去影院是很難講的。我覺得很最高端的影院可能會有生意，就是說你特別好的帷幕，特別好的放映狀況，也就是說觀眾進入電影院是一個特別好的體驗，這樣的還可以生存，但一般的影院就比較困難。因為觀眾已經習慣在家里面看電影了，其實電視、手機上都可以看的。這方面對影業來說是非常大的打擊。在打擊的同時，你也必須要創新，大家必須要想新的辦法去拍片。所以疫情加速了我們，革命性電影改革的時代可能會比較提前到達，可能是被疫情逼的，這是我的感覺，至于怎么做很難講，毫無疑問這種看電影的方式會更流行，看電影會更方便，觀眾對于題材的需求量也會更大，我們去影院看，體驗一個戲劇感受，那種東西會變成什么樣……現在在拍攝方式方面，很多人都在研究……我不知道要怎么講，是一個新的拍攝方式，因為電影本來就是做假，以假亂真，要讓人家相信，當你數碼可以做到比真的東西還真的時候，那可能它的這種方式會被革命性地改變。今天在現場的很多年輕朋友，你們將來拍電影，和現在一個一個景的這么拍，可能會不太一樣，可能要接近動畫，可能又會更真實。我想一個革命性的時代可能會來臨，因為本來慢慢地趨勢就在往那個方向走，但是疫情把它推動的更快一點，這是我的猜測，雖然沒有人知道。提問：我們大家都覺得以前看電影的時候，電影這門藝術應該在影院完成，但是因為現在我們有很多種選擇，可以在家里完成，所以會有了奈飛，所以在我們中國也有一些網絡電影，您是如何看待奈飛這些網絡上播出的電影對傳統院線電影的沖擊呢？同時您又是如何看待美國傳統的電影行業對奈飛的抵制，甚至是排斥。李安：我覺得觀眾不進影院，在家里看，你只能接受這個事實。你不能逼著觀眾進影院，誰也做不到，你只能給他誘因，就是值得他進影院，你要做他在家里看不到了東西，如果你做的東西和他在家里看的東西一樣，甚至還沒有那個好的話，你不能怪觀眾宅在家里。你只有自己努力，創造新的影像、新的故事。我們要接受挑戰，創作出新的東西，我是相信電影院的。還有一個在家里沒有辦法體驗的就是群體感，沒有那種儀式感，有人類以來大家都要聚在一起，那種群體感是在影院以外沒有辦法實現的。提問：李安導演，您好，您剛才也提到了VR等一些新的技術的涌現，可能會對電影業產生一個新的顛覆或者是改變，想了解您在連續拍了兩部3D和高幀率的電影之后，有沒有對哪個新的技術領域，或者是看好哪個新的技術領域，可以在這個電影當中進行融合和應用，想了解一下您的看法，謝謝！李安：VR的可能性很多，現在就我知道的，比如說會議、游戲等，這些比較好發揮，在電影上面還很難講。當然VR可以作為一個背景，怎么樣讓觀眾進入一個VR的環境里面，你要讓他去探索，你還需要一個好的效果去引導他，這個就很難講。我個人是拍戲劇電影的，這是我的電影，我希望環境的創造方面能讓觀眾更沉浸，這是我應用的方式。在拍片方面，有一定VR可以幫助的，就是在虛擬的部分，就是在你的想像中。過去我不是視覺訓練的，我讓演員排好，場地都找好，接受到足夠信息的激發以后，我的影像才會在腦子浮現。但是現在虛擬的話就要倒過來，比如說我在做《少年派》的時候，我不可能去排練一只老虎和小孩在海上漂流，還有帆船、沉船這些東西，我不可能去看到以后再做戲劇的聯想，所以我必須依賴數學，就是虛擬一個情景出來，然后我在里面可以看到差不多以后再去找靈感。現在VR的技術給電影界帶來很多這種方便，可以用動畫，把一個虛擬的東西即刻做出來，不要等很長一段時間，你馬上就有辦法了，或者是動作捕捉的方式。它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讓你當場就可以看到，然后凝聚起來、結合起來，讓你在這個方向上，幫助你的想像，以及和你工作人員的溝通。我想這個方面是很好的一個工具，大家都越來越普遍的運用。提問：李安導演您好，剛才聽您談到了武俠題材和家庭題材，想問一下您接下來或者近期有沒有拍華語片的打算，謝謝。李安：我最近也有一個英語的題材在寫劇本，所以我現在是創作的心態，講話有一點模糊不清、混混沌沌的狀態。還有另外兩個片子在構思當中，將來會陸續的把它們實現出來。向真：您在創作劇本這個具體操作的過程當中，您如何分配自己的精力呢？一個已經在寫了，一個在構思，這個精力和時間的配比是怎么做的呢？李安：這是我這30年人生的發展，一個片子會帶到另外一個片子，我不是特別有計劃，所以有時候想一個片子的時候，這個片子沒有想完，好像話沒有講完。有時候會有一點關聯，你實際生活來講的話，我現在在做的片子100%的投入。提問：李安導演您好，我們一直都說您的電影有一種東方式的思維和一些類型片的技巧，想問問李安導演，這個是出于您的一種熟練的對技巧的掌握，還是在創作中更多的依賴直覺，謝謝！李安：創作對我來講的話，有很多類型的東西有不得已，有兩方面不得已，首先是從這個制作工業里面，你不用類型講根本就講不通，你如果直接講的話，根本就不行，你沒有辦法和人家溝通。因為電影工業100年時間，已經很成熟了，什么類型、什么東西、什么表達，它都有一個格式在里面，所以很容易歸納到里面。還有一個就是在受體，就是觀眾方面，也有一個觀影習慣，各種類型有不同的體會，還有心理，電影和人生不一樣，人生什么東西都混進來，電影兩個小時里面，有一個敘事性，敘事性里面，你要把旁邊不相干的東西除掉，讓它單純一點，這樣觀眾才能夠跟隨你的故事，去做一個情感的啟發。這樣的觀影習慣，對每一個類型觀眾都有一個自己的體會、心理活動的一個軌道，這個東西你幾乎沒有辦法抗衡，除非你是做很小眾的藝術片，大家去揣測、去體驗。我也是看這個東西長大的，因為想象力和這個東西也是一個原始的我的想像來源之一，這個東西很難說一清二楚地講清楚，你只要是做電影給觀眾看，帶一大堆人、花一大堆錢來做的時候，很難不這樣做，因為它是一個大家共同的體會和做法。你不做的話也沒有辦法，就是說你能夠保持最多的本能表達出來的話，你已經非常好了。提問：我想問您的一個問題就是您最初進入好萊塢電影工業的時候，您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么，以及您是如何應對、如何解決的？李安：好萊塢很難講，因為我剛開始拍片的時候資金都不大，雖然是美國片、英國片，但也算不上特別好萊塢，所以自由度也還可以，因為它的經費不是很貴，還算是比較特殊的片子。我到了拍完《臥虎藏龍》以后，才算真的進好萊塢。我覺得當你面對比較多觀眾的時候，他的觀影習慣你要去注意，因為常常跟你心里想表達的東西不太一樣，你要去改變它，還要去調和，這個過程不太容易。尤其現在好萊塢的工業體系越來越成熟，觀眾會給你很多意見，這個真的很難應付。你該怎么樣拍電影，有外行領導內行的，我覺得這對我來講是蠻大的困惑，常常要去跟觀眾互動。剛剛去的時候語言比較困難，講話的習慣詞不達意。李安：我覺得做電影其實都有一個殺手本能，雖然我表面上比較溫和。人是有很多層次的，我也是在摸索為什么內心會那么勇敢，因為在現實生活里可以說有點懦弱很溫和的一個人，常常也很膽小，我不知道內心為什么會有那么大的需求。在工作里面，多年來的歷練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有那么多人跟著我一起投入。不知道為什么有一群人會幫你，我覺得這個東西才是一個本能，我為什么會對某些東西有興趣，真的不是我為了要證明這個我要做這個，當你面臨那個東西的時候你必須要去解決這些類型的問題，面對這些挑戰，那你就去面對吧。常常你會膽怯，你在工作的過程中里說為什么要這樣，都有害怕，只是那個害怕程度不知道為什么沒有那個渴望去做、要放手去做的那種心理那么強烈。我沒有明確的回答你，因為我也不知道為什么，創作有做得到的，也有做不到的，電影最后都是要上演，都是要給觀眾一個完整的交代。向真：謝謝導演，謝謝李安導演的回答，因為時間的關系，我們今天的交流到這里接近尾聲，李安導演，您能不能對第十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以及我們的電影大師班，提出一些您的寄語和建議呢？李安：北京國際電影節現在是十年的生日，我希望能夠一直舉辦下去，聚集這么多熱愛電影的觀眾，還有電影的工作者，我在這里祝福他們。我們在面臨一個新形態的挑戰，情況非常困難，可是我覺得我們都是很有希望的，中國這么大的一個市場，在亞洲這么大的市場，有這么多熱愛電影的人，都這么的優秀，真的有很高的期待，希望大家保持健康，還有正面向上的精神，大家一起來創造一個新的電影世界，在這里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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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電影攝影師 文|電影攝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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